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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的故里究竟在哪里？也就是司马迁的出生地即他的籍贯究竟在哪里？对于这个问题，司马迁死后的二千多年里，一直有争议。一种意见认为司马迁是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一种意见认为司马迁是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元代，司马迁是河津人尚无争议，明代后期至清代，争议明朗化。新中国成立后，不少资深专家学者经过分析研究，都认为司马迁出生在河津，是河津人，河津是司马迁故里，应当理直气壮地载入河津史册。 1、司马迁自报家门说：“迁生龙门”。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明确表述：“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这里所说的“龙门”，即大禹治水时所凿的龙门，也叫禹门口。“河”即黄河，“山”即龙门山。按照地理方位规定，河之北曰阳，河之南曰阴，山之南曰阳，山之北曰阴。司马迁所说的“河山之阳”，即黄河以北，龙门山以南，从地理位置看，河津正处于这个坐标中心。当时，河津称皮氏县，这里北枕龙门山，西囊禹门口，南与西均毗邻黄河，依山傍水，正位于“河山之阳”，确实是一块蟠龙卧虎的宝地，司马迁正是以大禹治水所凿的龙门大好河山，来抒发自己对家乡所处地理环境的自豪。可以说，“龙门”即是皮氏县的代称，正因为如此，北魏即改皮氏县为龙门县，宋代始改为河津县，而河津至今仍称“古耿龙门”。正是在这样有着美好传说的家乡，少小时的司马迁曾经在龙门山下的黄河岸畔放牧牛羊，帮助家人耕田，这种热爱家乡的自豪感，由司马迁自己亲笔记录于个人的“履历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这是认定“司马迁是河津人”的最有说服力的第一手材料和历史证据。 《史记》问世后，南朝宋裴骃为之注释，曰《集解》，唐代司马贞为之注释，曰《索隐》，唐代张守节为之注释，曰《正义》，宋代将这三家注释分别排入正文之下，便于阅读。在《太史公自序》“迁生龙门”一句下，有这样的注释：“《正义》括地志云龙门在同州韩城县北五十里，其山更黄河，夏禹所凿者也，龙门山在夏阳县，迁即汉夏阳县人也，至唐改曰韩城县。”上述解释认为龙门是指大禹所凿的龙门，但龙门山在哪里，《正义》的解释是错误的。年出版的《辞海》对“河津”的注释说：“黄河禹门口（龙门）在县境西北。古迹有司马迁故里。”对“龙门山”是这样注释的：“龙门山在山西省河津县西北及陕西省韩城县东北，跨黄河两岸。悬崖壁立，巨涛奔流。上有禹王庙。”汉代孔安国的《尚书传》说：“龙门山在河东之西界”，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说：“龙门山在河东皮氏县西”，唐代颜师古说：“龙门山在龙门县北”，从古到今，龙门山、禹门口、龙门，都记载在山西省河津县。就以《辞海》的解释而言，龙门山也不单在韩城县，唐代张守节在《正义》中所作的“龙门山在夏阳县”的解释显然是片面的，是错误的，由于前提错误，因而得出错误结论。这一错误结论，恐怕是千百年来说“司马迁是陕西韩城人”的重要依据，很可惜，这是个错误的依据。 2、晋朝汉阳太守殷济为司马迁墓建石室，立碑树垣。元代监察御史王思诚在《河津县总图记》（载明万历版《河津县志》）中明确记述：“司马迁墓前有庙，庙前有碑，永嘉四年汉阳太守殷济为之建石室，立碑树垣。”这说明河津在晋代就有司马迁墓和庙。晋怀帝永嘉四年（），汉阳太守殷济奏请皇帝为河津的司马迁墓建石室，立碑树垣。或许是因为晋朝皇帝与司马迁同姓，或许是因为司马迁著《史记》的影响，殷济的奏章很快得到晋怀帝的批准，于是，殷济来到河津，为司马迁墓建了石室，并立碑树垣以资纪念。这些纪念物也比现今韩城的太史祠墓早七百多年。为什么晋朝要在河津而不在韩城为司马迁墓建石室、立碑树垣？很明显，就是因为当时河津有司马迁墓，而韩城没有，足见司马迁在晋朝时就被官方和社会列入河津籍。 3、唐代诗人牟融曾作《司马迁墓》诗。司马迁生于何时、死于何时、死于何地、葬于何地，都没有确凿的证据。历史学家推算，司马迁大约生于公元前年或前年，卒于公元前87年前后，享年58岁左右或“花甲初度”。他的《史记》大约于汉武帝太初元年至征和二年间（公元前-前91年）撰成，撰成后，他将底稿交给女儿和外孙杨恽保管，此后，他的事迹再不可考。汉宣帝在位时（公元前74年－前49年），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史记》才得以公诸于世。司马迁死后的三百多年间，由于《史记》的宝贵价值，司马迁的事迹才得以在全社会广为传播，于是，才有了他的墓地，而后又有了他的祭祠。唐代诗人牟融写过一首律诗，题为“司马迁墓”，说明他到司马迁墓前瞻仰过。他在诗中慨叹：“一代高风留异国，百年遗迹剩残碑。经过词客空惆怅，落日寒烟赋黍离。”意思是说，司马迁墓由于战乱破坏只剩下断碑残垣。瞻仰司马迁墓的过客见此荒凉景象，无限悲伤，吊古伤今，徘徊不忍离去，乃作《黍离》诗而抒发感伤之情。牟融的这首诗收录在《全唐诗》第卷，以后又收录在明万历元年（）创修的《河津县志》卷十三“艺文”篇，说明唐代河津就有司马迁墓。古《河津县志》明确记载：“汉太史公祠在县西”，“汉太史公墓在县西”，“司马迁墓前有庙，庙前有碑。”这里所记述的司马迁墓，很可能就是牟融当年瞻仰过的司马迁墓。可见，司马迁死后，要么“叶落归根”，葬于故乡河津，要么，由其后裔在故乡河津立墓建祠，不然，牟融是写不出《司马迁墓》这首纪念诗的。 4、“司马迁是河津人”——元碑佐证。年2月24日，任罗乐、张瑞珍等专程到河津固镇村邵家岭寻访有关司马迁的传说古碑。上午十时，乡里赵先生帮他们掘出窑洞旁水龙头基座中的石碑，他们如获至宝，立即洗碑索迹。尽管这通元代石碑已经一分为二，且有数行字迹损毁，但有关“司马迁”的文字，仍然清晰可鉴。 该碑为固镇村古兴教寺遗碑，刻于元代至正十七年（7），碑文题为“创修上生院记”，由元朝从五品官员“奉训大夫陕西奉元路（西安）府判段循撰”文。碑文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河津古龙门县大禹疏凿经之地如司马迁弘文巨笔者往往间出”，试摘录、标点，即为：“河津，古龙门县，大禹疏凿经之地，如司马迁弘文巨笔者，往往间出。”整句意思十分明确：河津古称龙门县，是大禹当年治水疏河凿山经过之地，这里曾经涌出司马迁等大文豪、大手笔，而且交替迭出，层出不穷。这段记载，为“司马迁是河津人”提供了确凿的碑证。这一元代碑文是河津市目前已发掘的碑文中，关于司马迁的最早记载。值得一提的是，碑文作者系陕西西安府判，他认为司马迁是河津的“弘文巨笔者”，与元代监察御史王思诚所写《河津县总图记》关于司马迁的表述相一致。可见，在元代，司马迁是河津人，就已经成为官方与社会的共识。 5、明嘉靖十四年（）《龙门志·人物》载：“汉太师史令司马谈，论家要旨（其详出《汉书》）。刘向、扬雄称其有良史才。太史令司马迁，十岁能文，太初中为太史令。修《史记》，传于世。向、雄亦称其有良史才。”这本尚存的明代河津县志，与元代《河津县总图记》一脉相承，都如实记录了“司马迁是河津人”的历史。 （作者系河津市史志文化研究会会长、市人大原副主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