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村办红白事时，理事们会替主事人设立一个管收礼、支出的办事机构——礼房。实际上，礼房的任务，除了接受亲朋好友的礼金并进行登记外，还有一个主要的任务，就是拟写红、白事的对联，贺幛贺联，挽幛挽联等。 　　以我们郭村为例，郭村礼房的设立和存在，大概要追溯到上世纪60年代末或70年代初。据老人们讲，新中国成立以前，只有有钱人家办红白事时才会送礼收礼，普通人家是没有这个能力的。到了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由于社会整体的生产水平、收入水平低下，普通人家也没有形成红白事上礼的习俗。上礼这个习俗是随着社会发展、人们经济收入的增长而逐渐开始并变化的。目前，已经成为农村里（包括城区里）一项传统的习俗。正常的红白事的礼金，是纯朴的、相互的，是一种朴实的、友情的表达，一定程度上也起着互相资助的作用。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郭村红白事的礼物、礼金是很少的。那时候，亲朋好友及乡亲们的礼大多不是钱而是物。五到十个鸡蛋，一张印画，一面镜子，或一个脸盆等，都是很好的礼物。有的是新人们缺什么小件东西，朋友们就送什么东西，因为其他稍贵的也买不起。几个人合伙买一个镜子、一对毛巾的都是较重的礼了。到后来，有的开始资助些钱了，刚开始是一两元钱，到八九十年代，礼金增加到五元，这都不少了。90年代末至现在，农村礼金的变化稍大一些。由一二十元，增加到现在的三五十元，这是单个人行礼的礼金情况。如果是全家参加红白事的，礼金就会增加到一二百元。情谊重的亲戚、同学等也有更多的。 　　在礼房负责收礼的人大部分是固定的，他们多是村里的会计或出纳、或写字又好又快的人，他们有的已经干了50余年了。还有一类是各宗祠安排的只在自己族户里服务的人，这些人就比较多。礼房还负责编写红白事对联，编对联的那几个人才是村里的最有文化的人。 　　我和礼房的接触从是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年我大学毕业回到县里工作后，村里我这个“户下”如有红白事，我作为家里的长子是要顶门户去帮忙的，村里的人叫“上事”。户下有几个经常管事的人，我们称为“总管”，如果遇到哪个家户的事比较大，牵扯的人较多，也可以邀请外户的总管来帮忙料理。我从那个时候起，只要我这个“户下”有事，如果我没有特殊的公事，一般都要回去帮忙的。最早时端过饭盘，就是为乡亲们端菜端饭。后来，年青人开始“上事”了，我又干些轻体力的活，如布置类的贴对联、挂贺幛、挽幛等。再后来，大家认为我写字还利索就把我安排到了礼房，让我收钱登记。 　　礼房这个看似简单的地方，在村里一般人还干不了。现在看，这几类人才可以干，在村里当过会计的人，能写字，人都熟悉；会编纂对联、能拿起毛笔的文化人、退休教师等；还有就是人品好、脑子灵、大家伙信得过的人，因为毕竟要经手现金，如果常出错是不行的。因此，礼房是村里人看重、敬重的地方，冬天生炉子，夏天有空调，吃饭先给盛，茶水不间断，让人有一种优越感！ 　　后来有那么几年的时间，我一直在礼房帮忙，大家对我也逐渐了解认可。后来偶尔我也开始编些对联，人手少时也拿起笔凑合着写对联。年左右，村里老支书去世，我拟写的对联经村里几个行家简单修改后被采用，村里人就知道我也会编对联了。年，我担任了河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之后的十几年，乡亲们体谅我工作较忙，村里有什么事一般不让我回去。那段时间，我“上事”的时候少了，但我的心却没有离开郭村，只要有时间，我都要回去帮忙。 　　年后半年退休后，村里的红白事我几乎都会参加。这有两个因素，一是我有时间回去了，二是这两年我组织村里的文化人，为村里编写了《郭村志》。因此，村里的红白事有不少就邀请我到礼房帮忙，我就有请必应，有时不请也去。我觉得这也是为乡亲们服务的机会，乡亲们需要我出力，我还能在这方面服务，既编对联又写字何乐而不为呢！ 　　我乐意这样帮忙除了一份乡情，还有一个因素：那就是现在能编会写的骨干人员都是郭村汾阳书画社的成员，每有红白事时，他们就会聚在一起，就是一次书法交流，一次书法活动，一次楹联切磋，一次学习提高的机会。当十几幅书法作品挂到事主的院子里，我就感到那是乡村文化的一种展示，一种文化氛围，一种喜庆或悲痛的表现，一种文化的传承！ 　　我喜欢这样的服务帮忙，为乡情，也为文化。

原载12月17日《山西农民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