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我们河津就有许许多多培养蒲州梆子科班艺术人才的班子。蒲州梆子科班一般分为三类：一是富甲一方的善财主出资，雇请艺人开设的科班：二是戏班出资开办的科班：三是由名老艺人个人出资或数人集资兴办的科班：科班主办者称班主，也称供主，负责经费、设备、社交等重大事务。

办科班的形式则有一科制与多科制两种。一科制只办一届，出科后多转为职业戏班，或由学徒自由搭班。多科制则连办两届以上乃至数十届，每届期满后由学徒自选戏班，各奔前程。开科收徒多在秋末冬初，利用冬闲教学。学徒少则一二十名，多则四五十名，年龄多在9岁至12岁之间。入科时要由家长或本人立具契约，俗称写字儿，明确必须履行之条件，如不准中途退学，不准搭他班唱戏，若中途逃跑、走失或狼啃狗吃，均与供主无关等项，形同卖身契约。

在当时最有盛名要数河津市城区办卫庄村的娃娃戏班。办科班供主张春子，约生于清同治八年（即）张春子，乳名季瑞，以家庭富裕，喜爱戏剧，善与蒲剧名伶人交往，出资购置本村董晋运马房院一所作戏房，招收当地贫家子弟习艺。以培训艺徒为主，亦聘演员行戏。张春子授徒学艺期间，生活条件极差，训练却极艰苦。每天天不明让学徒娃娃在村西禹王庙和村东关王庙的戏台或村外井口进行喊嗓练声。随后是早、午、晚三场基本功训练，其余时间学唱腔，练念白，至深夜方能就寝。日复一日，不避寒暑，素有“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的说法。

据村中老人口口相传：张春子所聘请的老艺人多是文化水平差，教戏全靠口传心授。艺徒每次学戏，须先向师傅叩头，师傅再口授戏词。表演则一靠师傅指导，二靠师傅表演时偷记，叫做偷戏。若有偷懒、唱错或违规行为，师傅则予责打，谓之“打戏打戏，不打不记”，故俗称科班坐科为“打娃娃”、“打戏”。

张春子卫庄娃娃戏班学制，三年、六年不等。入科后经短期基本功训练，每个艺徒须在三个月内学会一两出启蒙戏（俗称“开门戏）。全科艺徒在三个月中须备足一个台口所需之三天九场戏，于次年春节开台演出。通过边学边演，一是艺徒经受实践的锻炼，二是增加办班经费，三可以发现人才，进而排练难度较大的剧目（习称“扎根戏”或“看家戏”）。有些艺徒未出科即小有名气。学期届满，还须“谢师”一年，收入归供主或师傅所有。教徒五十余人、学习生、旦、净、末、丑和文武戏剧。其学生米子彦有20句乱弹不重一腔的美名。

多年来，卫庄娃娃戏班培养了许多优秀蒲剧演艺人才。年外出演唱。先后跑遍晋陕、乡宁、吉县一带。演唱剧目有：《鸡鸣山》、《兴隆寺》、《文王哭岳》、《葫芦峪》、《卖画劈门》、《空城计》等20余本文武戏及折子戏。

面对红火一时的卫庄娃娃戏班。村里闾长也规定每年正月张春子娃娃戏班先在本村初九演唱叫亮台戏也叫开台戏。正月十五演唱元宵戏、正月十九日再唱一台起身戏，之后方可到外地演出。据上辈老人传言。卫庄娃娃戏班的掌班叫张驹娃，管理娃娃戏班的是张有福。名须生祁彦子曾受聘执教并搭班演戏。成名艺徒仅知有人称“铁嗓子”的须生米子彦、生脚张裹银等。清光绪三年晋南连遭荒旱，卫庄娃娃戏班也随之解班散摊。班主张春子将戏房院、轿车等转卖给董晋运和张裹银。兴盛一时的卫庄娃娃戏班随着食不果腹的饥荒岁月就这样烟消云散了。

时过境迁，解放初期，作为卫庄娃娃戏班的戏乡人传承农家戏这一传统。演唱里大戏达到鼎盛时期。全村70%以上的人都会哼唱几句眉户调。田园间、沟坡上、河滩里、玉米丛到处在传唱革命样板戏。在当时，村里曾出现三代民间老艺人振兴家戏的红火场面。有从民国时期走过来的：张宽阔、张要娃、齐福海。有从解放初期名闻方园百里男扮女装的名旦角：张开科、赵法耀、周正太。有改革开放卫庄农家戏得到传承和发扬的第三代演员：董泰安、张苏当、董天成等。这些老艺人以传、帮、带、老、中、青三结合的形式，齐心合力，振兴卫庄村农家戏剧。其演唱剧目多达二十余本：有自编自演的小戏曲，有传统的古装戏：《李亚仙》、《西门豹》、《百花诗》、《十万进大上吊》等；有现代戏：《一颗红心》、《两家春》、《向阳商店》、《半篮花生》等。使卫庄农家戏这一奇葩，久唱不衰，永放异彩。（文章来源于张景录新浪博客，链接见左下角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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